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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论述儒家的富民之学与法家的富国之学。
  • 管仲之后,儒家着重从富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法家则突出地强调富国。
    孔子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之”(《论语·颜渊》)列为治国的三大纲领,处于核心地位的又是“民信之”。(其理由是,人总是要死的,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足食”实际上是富民的同义语。孔子游历卫国,看到卫国在一度亡国后己从残破的局面中恢复过来,户口显著增多,就从“富之”、“教之”提出了进一步治理卫国的主张。
    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也谈到过狭义的富国。孔子的学生有若曾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百姓的财富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百姓的贫富,最终决定着国库的状况。因此,儒家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薄税敛。他们认为,在民富未增的情况下,多征税以“足君”,增加国库收入,就是“聚敛”,就是暴政。(当今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GDP的增长,是不是孔子所说的聚敛?)
    在战国七雄并立之世,富国强兵之道被强调到了极端。在富国、强兵二者中,法家又把强兵看作是主导的方面,强调国家的一切活动必须服从于强兵的需要。但是,法家也懂得,战争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是不行的,要保证当时那种巨大、频繁的战争,经济实力不足更不行。因此,他们也把富国看作是强兵的基础和保证。
    把富国理解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广义的富国。而法家主张富国是为了强兵,要求尽量把社会财力集中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因此,法家又不能不突出地强调狭义的富国。法家商君学派主张:富国的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民财富,同时还必须把增加的财富尽量集中于国库之中。要求老百姓除留足口粮、种籽外,一切剩余上缴,“家不积粟”。老百姓没有剩余,自然也就谈不上富民了。法家学派还把赏赐作为驱使百姓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他们认为,若百姓富了,是不会为区区赏赐舍生忘死地进行战争,如果太贫也有可能铤而走险。他们既不愿民富又害怕民贫,两难之中提出了“治国之举,当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即通过鼓励贫者努力进行农业生产,使他们能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还有剩余,这就是“令贫者富”。百姓有了剩余后,国家尽量加以征收上藏,这就是“令富者贫”。这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起点。法家的富国思想在当时即遭到孟子的激烈抨击。孟子主张治国要使老百姓家给人足,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和“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他为富民规定的温饱标准,理想标准则是“使民有菽粟如水火”。
    针对法家以武力实现“霸权”的作法,孟子主张行“仁政”吸引列国百姓归服,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他把推行法家富国政策的君主及其谋士诋为“暴君污吏”(《孟子·滕文公上》),反对以“充府库”为目标的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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