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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试述梁启超法律、道德“相须为用”的主张
  •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和人治不可偏废，法律、道德“相须为用”的观点：
    （1）他反对人治，认为人治弊端重重：
    ①人治是以某一人或某几人为转移。个人发挥作用的时间短、范围小，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广。
    ②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遇贤君则国治、遇昏君则国乱，而世上贤君少于昏君。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家大、政务繁，没有那么多贤人。
    （2）同时他反对只靠法治：
    ①人能制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来制定，而制法者的“德”与“智”很重要。有德有智者才能制定出“善法”。有“善法”才有“善治”。
    ②徒法不足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有善治，而“善法”要靠人来制定，又要靠人来实施。因此，法治和人治必须统一。
    梁启超还指出，“法不能独立”，如果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再好的法律也如同废纸一张。他认为，道德具有社会制裁力，法律具有国家制裁力，两者要“相须为用，莫可偏废”。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启迪人们的自治能力。因此，要注意道德对法制的作用。他也反对把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他同意“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说法，认为法与礼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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