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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如何认识陈独秀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张及其倾向？
  •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明确表示对陈独秀等人“高谈社会主义”的不满态度，主张采用温和的改良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大批学者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走向自由主义，被称为问题派；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人士则转化为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派，在当时被称为主义派。
    1919年末，胡适发表了极具争议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指出“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胡适认为新文化、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他认为这种评判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做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以之再造新的文明。
    此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摧枯拉朽的巨大胜利的时刻，胡适“整理国故”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有认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意在将青年引入“故纸堆”，从而淡化政治，从当时情境来看，这种指责并非没有道理。另有认为是此举是对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的一种拨乱反正，它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而言不啻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今天，在我们看来，问题派与主义派之争实质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应属思想意识领域的分歧。而后来陈独秀与胡适所走上的暴力革命之路和温和改良之路也只是两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对20世纪初的落后中国的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判断，都展现了那一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挽大厦于将倾的弘毅精神与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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