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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答题分析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外交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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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困境，其表现为国联的无所作为和陶德曼调停的失败。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望得国际社会之声援。1937年10月6日，国联通过报告，对中国予以精神上的援助，且将实际解决此问题的责任交由九国公约组织。1937年10月3日，九国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顾维钧为中国代表，与会有21国。然而德、日拒绝邀请而未参加，意大利在加入三天后以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而退出。会期中，中方呼吁各国停止对日物资信贷，转而对华援助，各国皆拒绝。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对于日本侵华行为竟无谴责，中国之外交希望遂告落空。
就国联的无所作为来看，则首先可归因于英法的绥靖政策，两国对中日战争袖手旁观，并将责任推给九国公约组织，实际即推给美国。美国为国民政府外交之中心，然其时奉行中立政策，并未予南京政府以支持，西方列强的袖手旁观遂成为中国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此外，德意日三国则由于形成轴心同盟，而在外交上趋于一致，导致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比利时遂对此次会议有所支持，但不过是一小国，影响有限。千言万语归于一句，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当时绝无援助中国之理。
陶德曼调停系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主持的中日一系列谈判活动。日本其时虽然拒绝参与布鲁塞尔会议，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且其国内军政两届意见不一，其中之不扩大派持在中国战场不扩大事态而并力北进之看法，希图在外交上对中国施以压力而迫其让步。德国则基于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利益与商业关系以及希望日本能北上进攻苏联的考虑而参与调停。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转日方条件于蒋介石，未被接受。其后双方屡有接洽，但终未展开谈判。1938年1月16日，日近卫首相正式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日，日本外相广田通知迪克逊，决定放弃谈判，陶德曼调停遂告失败。国民政府亦调整外交政策而为苦撑待变。
就陶德曼调停来看，日本自始至终仅将谈判视为侵略中国之手段，且内部意见不一，外交策略失当，终未能取得效果，而德国参与谈判系为维持其利益，且多次压制中国，终不会为中国利益而导致德日冲突，谈判遂绝无对中国有利之理。值法西斯诸国扩张之际，谈判失败为必然。 关注下方微信公众号，在线模考后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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