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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论“花间”香艳风格与时代风气的关系。
  • 花间词的艳情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从文坛风气看，当时的诗歌也并不那么正经了。文坛风气又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都是著名的荒淫之主。王衍的《醉妆词》最能说明这位亡国之君的歪才以及狎客心理：“者（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这位浮薄的君王还集艳诗《花间集》200首，赵崇祚编《花间集》正是受此风影响所为。
    从文学史的发展看，“香艳”词的批量出现正属于言情文学的第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时代；第二次是汉末至南北朝的民歌，以《吴声歌》、《西曲歌》等民歌以及“宫体诗”为代表。第三次则是唐代尤其是晚唐。唐代传奇杰作多是爱情故事，而“晚唐体”和“香奁体”的出现，则表明艳情诗的蔚为风气。李商隐爱情诗的幽微香艳已在诗坛令人瞩目。杜牧的放浪颓唐，亦颇有名声。他自嘲：“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韩？的《香奁集》则是纯然闺情之作，因“皆裾裙脂粉之语”，被严羽视为一种体派，名之曰“香奁体”。“香奁体”的最大特色，便是内容上的洞房娥眉、神仙鬼怪和风格上的细腻绮美。韩？的诗和词都是如此。
    对一现象，范文澜从题材的角度总结道：“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言美人香草藉以写君臣朋友间的恩怨离合。”
    李泽厚则从时代精神的角度对唐代爱情诗进行审视：“拿这些共同体现了晚唐五代时尚的作品与李白杜甫比，与盛唐的边塞诗比，这一点便十分清楚而突出，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
    晚唐崔道融《读杜紫微集》诗云：“紫微才调复知兵，长遣风雷笔下生。犹有枉抛心力处，多于五柳赋《闲情》。”有志于兵而不得不将心力赋闲情，非志士所愿，实为生不逢时。这已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这是一个声色犬马的时代。正与欧阳炯所感受到的那样：“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诗坛受此影响，艳诗增多。而和词相比，后者在娱宾遣兴、游宴调笑的功能上更胜诗一筹，词生逢其时，能不大兴!“词为艳科”，时也，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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