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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举例谈谈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讽刺艺术。
  • 作为一个浪漫气质十分鲜明的诗人,郭沫若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在历史剧中构造诗情画意之境,也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出色的讽刺,揭示人物的灵魂,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
    郭沫若所使用的讽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调侃;一种则是憎恨的讽刺。善意的调侃,往往用于对正面人物的某种心理的揭示,如红萧对卓文君的调侃,揭示了卓文君爱又不敢大胆追求的心理。憎恨的讽刺,则主要用于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如《王昭君》中对卑鄙小人画师毛延寿的讽刺,在讽刺毛延寿时,郭沫若采用了人物自我讽刺的手法,让毛延寿用自己的话来讽刺自己。如毛延寿说,他最恨屈原,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恨他爱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厌恨的。就譬如他这《东君》一篇,我们试问世间上什么人看见过太阳神,并且还穿什么青衣白裳,还乘什么马车,还操什么弓矢呢?世间上什么人又曾经看见过天狼在哪里呢?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偏要虚构出来,这便是说梦话,这便是假。„„凡作诗、作文、学画,都是不可走入邪道。象屈原那一派疯话便是诗文上的邪道,幸好我们现刻是把它摆脱干净了。我们画画,尤其是我们画人物画,第一总要画得象,要象就是真,真到毫发毕肖„„无论如何总要象,要象,要象,„„二十四个‘要象’,除此而外都是不真实,都是假。”这一段话起码有两层讽刺:一层,一个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都不懂的,缺乏艺术常识的人在此口沫飞溅的指责屈原的诗篇《东君》的“假”,这正揭示了他自己的“假”内行嘴脸。另一层,它滔滔不绝强调画画要画得真、象,而且是“二十四个要象”,否则就是“假”,而恰恰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要把人物画得象的小丑,因向王昭君索贿未如愿,而故意将“淡淡妆,天然样”美若天仙的王昭君画成了一个丑婆。郭沫若就这样用丑角自己的话,狠狠地打了丑角自己两个嘴巴,揭示了人物肮脏的灵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讽刺艺术的应用,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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