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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隋和初唐书风有什么特点?初唐楷书代表书家及作品各有什么特色?
  •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群星璀灿的鼎盛时期。随着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遭到战争破坏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隋朝的书艺已出现综合南北的趋势,处于陈、隋之际的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尚能保守家法,而隋代则是“内承周、齐之绪,外沐梁、陈之风,淳朴未散,芊丽相乘,因时会有以成之耳。”(《书林藻鉴》)隋碑名品《龙藏寺碑》,杨守敬评曰:“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劲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方圆兼妙,熔南北于一炉,实开唐楷之先。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是由陈隋入唐的书家,后人多以欧、虞书风论隋朝书法,莫友芝跋《龙藏寺碑》说:“至(隋)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可见隋代和初唐书风的紧密关系。我国书艺由魏晋南北朝发展至隋代,隶书绝少,篆书已成绝响,真、行、草书大行于世。唐代延续隋代书风,上承周朝以书为教、汉代以书取士和晋代立书学博士的传统,专立书学,开宏文、崇文两馆培养大批高级书法人材。于是朝野学书蔚为风气,书法艺术获得空前发展,造成名家辈出、诸体皆备的局面,篆书隶书亦有发展,皆有名家,如篆之李阳冰,隶之唐玄宗、徐浩、韩择木等。真行草书的发展远盛于前,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唐代初期的几位皇帝笃好书学,特别是唐太宗力倡王羲之,影响很大。李世民书法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行楷恪守王氏风范。上行下效,朝野王书风行,继梁武帝之后,掀起了第二次学王羲之书的高潮,从此奠定了王羲之在书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初大书家虞世南直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是王书嫡传。欧阳询早期亦出于王,后兼南北融而化之。诸遂良出于王而兼虞、欧。可见唐楷书的形成与发展都与王羲之书艺有深刻的联系。初唐书坛,虞、欧并称,褚遂良后出,兼虞、欧而自成家数,是影响最大的三家。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因曾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其书称“欧体”或“率更体”。欧阳询书“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唐书本传),是初唐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书家。
    虞褚遂良(596——658)字登善,较欧、虞晚出四十年,其父褚亮是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系出名门,由侍书而位极宰辅,太宗死时他为顾命托孤重臣,是唐太宗、高宗至武则天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其书“少则服赝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书断》)“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唐书本传)晚年书兼虞、欧之长,继承初唐书法的最高成就,有虞书结体之典雅宽舒,又兼欧书笔力劲健之长。笔法有所发展,如提按起伏变化多姿,形成自家风格特点,推进了唐楷的发展,是欧、虞至颜、柳之间极为关键的书家。
    褚书初以学王羲之、虞世南而能登堂入室为世所重,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因无人与之论书,寻问魏征,魏征荐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他较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笔法和结体看,用笔虽有变化,仍未脱虞、欧风范。晚年的《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碑》较前期有明显的变化,体现了褚遂良的书艺特征。其点划瘦劲而饱满,圆润而沉峻,如印印泥。用笔方圆兼施,逆起逆止,顿挫起伏和提按变化,节奏明显,跌宕多姿,唐楷笔法到了褚遂良,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唐代规范。《雁塔圣教序》行笔流畅和谐自然,飘逸而劲健。结字宽博疏朗,端正而有韵致,感情的融铸较欧、虞充分,真可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唐人书评》)褚书新风一出,天下翕然仿学,即使在褚遂良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遭贬死去,官爵被夺的情况之下,仍然是书名不减,学褚不辍。清代刘熙载说:“褚河南为广大教化主”,道出了褚书的巨大影响。
    学褚书的名家在唐朝有薛稷、薛曜、钟绍京、魏栖梧、吕向等,以薛稷最得褚书形神,亦步亦趋,达到乱真的程度,当时已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薛书“用笔纤瘦,结字疏朗”,继承褚书而又融北朝书用笔沉实的特点,以瘦劲著称,是宋徽宗“瘦金书”的先导。《信行禅师碑》是薛稷的代表作,他在当时虽有出兰之誉,与欧、虞、褚合称四家,但终因未脱褚书风范,实难与三家争雄。
    初唐书坛名家虽多,以欧、虞、褚三家影响最大,他们代表初唐书艺的最高水平,形成唐楷规范,创造了初唐楷书的典型艺术形象,为后来颜真卿、柳公权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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