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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隋和初唐书风有什么特点？初唐楷书代表书家及作品各有什么特色？
  •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群星璀灿的鼎盛时期。随着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遭到战争破坏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隋朝的书艺已出现综合南北的趋势，处于陈、隋之际的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尚能保守家法，而隋代则是“内承周、齐之绪，外沐梁、陈之风，淳朴未散，芊丽相乘，因时会有以成之耳。”（《书林藻鉴》）隋碑名品《龙藏寺碑》，杨守敬评曰：“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劲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方圆兼妙，熔南北于一炉，实开唐楷之先。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是由陈隋入唐的书家，后人多以欧、虞书风论隋朝书法，莫友芝跋《龙藏寺碑》说：“至（隋）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可见隋代和初唐书风的紧密关系。我国书艺由魏晋南北朝发展至隋代，隶书绝少，篆书已成绝响，真、行、草书大行于世。唐代延续隋代书风，上承周朝以书为教、汉代以书取士和晋代立书学博士的传统，专立书学，开宏文、崇文两馆培养大批高级书法人材。于是朝野学书蔚为风气，书法艺术获得空前发展，造成名家辈出、诸体皆备的局面，篆书隶书亦有发展，皆有名家，如篆之李阳冰，隶之唐玄宗、徐浩、韩择木等。真行草书的发展远盛于前，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唐代初期的几位皇帝笃好书学，特别是唐太宗力倡王羲之，影响很大。李世民书法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行楷恪守王氏风范。上行下效，朝野王书风行，继梁武帝之后，掀起了第二次学王羲之书的高潮，从此奠定了王羲之在书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唐初大书家虞世南直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是王书嫡传。欧阳询早期亦出于王，后兼南北融而化之。诸遂良出于王而兼虞、欧。可见唐楷书的形成与发展都与王羲之书艺有深刻的联系。初唐书坛，虞、欧并称，褚遂良后出，兼虞、欧而自成家数，是影响最大的三家。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因曾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其书称“欧体”或“率更体”。欧阳询书“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唐书本传），是初唐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书家。
    虞褚遂良（596——658）字登善，较欧、虞晚出四十年，其父褚亮是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系出名门，由侍书而位极宰辅，太宗死时他为顾命托孤重臣，是唐太宗、高宗至武则天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其书“少则服赝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书断》）“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唐书本传）晚年书兼虞、欧之长，继承初唐书法的最高成就，有虞书结体之典雅宽舒，又兼欧书笔力劲健之长。笔法有所发展，如提按起伏变化多姿，形成自家风格特点，推进了唐楷的发展，是欧、虞至颜、柳之间极为关键的书家。
    褚书初以学王羲之、虞世南而能登堂入室为世所重，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因无人与之论书，寻问魏征，魏征荐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从他较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笔法和结体看，用笔虽有变化，仍未脱虞、欧风范。晚年的《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碑》较前期有明显的变化，体现了褚遂良的书艺特征。其点划瘦劲而饱满，圆润而沉峻，如印印泥。用笔方圆兼施，逆起逆止，顿挫起伏和提按变化，节奏明显，跌宕多姿，唐楷笔法到了褚遂良，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唐代规范。《雁塔圣教序》行笔流畅和谐自然，飘逸而劲健。结字宽博疏朗，端正而有韵致，感情的融铸较欧、虞充分，真可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唐人书评》）褚书新风一出，天下翕然仿学，即使在褚遂良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遭贬死去，官爵被夺的情况之下，仍然是书名不减，学褚不辍。清代刘熙载说：“褚河南为广大教化主”，道出了褚书的巨大影响。
    学褚书的名家在唐朝有薛稷、薛曜、钟绍京、魏栖梧、吕向等，以薛稷最得褚书形神，亦步亦趋，达到乱真的程度，当时已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薛书“用笔纤瘦，结字疏朗”，继承褚书而又融北朝书用笔沉实的特点，以瘦劲著称，是宋徽宗“瘦金书”的先导。《信行禅师碑》是薛稷的代表作，他在当时虽有出兰之誉，与欧、虞、褚合称四家，但终因未脱褚书风范，实难与三家争雄。
    初唐书坛名家虽多，以欧、虞、褚三家影响最大，他们代表初唐书艺的最高水平，形成唐楷规范，创造了初唐楷书的典型艺术形象，为后来颜真卿、柳公权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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