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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兰亭论辩”是怎么回事？
  • 会稽山阴之兰亭，处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环抱之中，历来是盛游之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之初，正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余名士，结伴游于山水之间，于兰亭雅集修禊。大家临流而坐，曲水中流觞点点，雅士们一觞一咏，各成诗篇，畅述幽情。可谓“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乐，信可乐也”，这良辰、美景，尝心、乐事已是王羲之微醉，既赋诗二首，余兴未尽，又以晋人特有的虚灵胸怀以及对自然的深情，用蚕茧纸鼠篆笔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以申其志，时年四十七岁。
    孙过庭论书法创作说：“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王羲之写《兰亭序》基本符合这样的条件，正是在“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传说王羲之回去后又写了几次，都不如初次佳美，所以“右军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智永“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辨才”，初唐太宗李世民极喜二王书，得知《兰亭序》在辨才和尚处，于是监察御史肖翼骗取，演出“肖翼赚兰亭”的故事。太宗得到《兰亭序》后，曾命赵摸、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拓摹数本，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等亦有临习之作传于世。从此王羲之书艺风行朝野，几乎是定位于一尊，李世民亲为王羲之作赞，盛称王书“尽善尽美”。
    太宗死后以《兰亭序》原迹入葬昭陵。后世所传都是摹本、临本和石刻本，有“八柱”之称，一般认为石刻本以《定武兰亭》为最，冯承素钩摹本保留王书笔意较多，因有双龙半印，世称“神龙本”。《兰亭序》在书艺上“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写来从容不迫，神闲意畅，得心应手。字与字大小相济，长短配合得体，字势欹正相间，错落有致，气脉条贯，有一气呵成之妙。董其昌评曰：“右军兰亭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兰亭书字不激不厉，能极变化之能事，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何延之《兰亭记》）字字意殊而又通情达理，使人味之无穷。其笔意闲和冲融，有俊逸之气，用笔提按分明，收放得体，笔笔精到，融合了王羲之的气质性情和萧散的意致。创作之中调动了章法、结体、用笔各种因素，使之构成气脉流通，生气贯注的整体，流出行云流水般生动的意趣与和畅的境界，这是晋人独有的美。自唐太宗推崇王书以来，《兰亭序》一直被奉为法帖第一，其书风被视为王书典型面貌，影响之深远实为独有。历史上对现《兰亭序》的书法和文章的真伪问题，虽有人提出过疑议，但一直没有展开。一九六五年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其他晋墓砖刻的文字，“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与世传《兰亭序》书体迥异的情况为根据，认为世传《兰亭序》的笔法不存隶意，是“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而王羲之的字迹“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的，因而对《兰亭序》的书法的可靠性提出异议。郭文又发挥清代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拓本中否定兰亭文为王羲之手笔的观点，进一步论述序中“夫人之相与”以后的思想与王羲之思想不符，因此认为《兰亭序》文也是后人伪托。从而得出《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的论断。并指出“《兰亭序》依托于智永”。郭文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不少学者著文支持郭文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郭文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虽然为数不多，但以高二适、商承祚为代表，亦根据大量实例申述了自己的
    观点。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在此次辨论中得以展开。实际上已经突破兰亭真伪问题的局限，较广泛地涉及了书法史上一些重大问题。
    这次“兰亭论辩”的实质性问题是书法衍变规律和时代性。如东晋是否属“隶书体段”，那时的书体是否都带隶书笔意；楷书成熟于何时等。商承祚著文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与郭文不同的观点。商文首先从界定什么是“隶书笔意”入手。他从魏晋时期的竹木简书、帛书、书札等书体与当时碑刻砖刻铭书的书体不同，已有成熟的真、行、草书的实例分析中，指出魏晋时期有多种书体存在，并非只有隶书。不同书体有不同的用途，碑石砖刻铭书多用隶书，而日常使用的书札、简牍等多用不带隶书笔意的真、行、草书。认为当时民间书风与书家书风有所区别，在东晋禁碑的情况下，碑石砖刻铭书多为民间书手所为，其书风与王羲之并无直接关系。王羲之是“博精诸法”，掌握多种书体的大书家，不能只用带隶书笔意的“二爨”书风来限制他。商文还从魏晋简书、帛书里的真、行、草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和其他传世行、草书的书风相近的情况，肯定了《兰亭序》书风在东晋时出现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商文与郭文认为楷书成熟于唐代不同，提出楷书成熟于魏晋时代的说法。并认为那时的真、行、草书已脱离隶意。王羲之的主要贡献不在郭文所说的隶书和章草方面，而在于属于当时新书体的真、今草方面。王羲之开辟了真、草相结合的行书道路，创造了富于艺术表现力的书写方法。认为把东晋说成是隶书体段，“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的说法是割断历史，没有看到书法衍变是渐变的规律。商文又从王羲之的思想发展特点与《兰亭序》文“夫人之相与”以后一段文字的思想相一致，否定了郭文观点。从而得出《兰亭序》“即为王羲之所作，又为其所书”的结论，否定了郭文的依托说。并认为世传《兰亭序》各本，尽管辗转而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羲之书法的体态和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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