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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清代的碑学理论有什么贡献？
  • 清代倡导碑学的理论家主要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人，他们在理论上递相承接，并与碑学的艺术实践同步，对清代书法艺术由帖学向碑学转化和碑学的兴盛及深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卒谥文达。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经学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文章《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书艺发展和书体衍变着眼，认为隶书衍变为真、行、草书是在汉末魏晋之间，真、行、草书从此分为南、北不同的书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北书派的不同特点和风格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篆隶遗法得以保存。“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因初唐太宗喜王羲之书，王氏一家独胜而兼掩南北，宋代阁帖盛行以后，中原古法已成绝响，元明书家多为帖学所囿，北派愈发势微，“无复隶古遗意”，而在书艺上南北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由此阮元认为要正本清源，追踪古人笔法，非深研碑版不可。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南北朝时期的碑版、墓志及残片看，南北书艺的传统是一致的。阮元抛开书法的不同用途，以南北风格的差异来概括书派的不同，实与事实有出入。但他能在帖学盛行之时，为碑学争一席之地，从理论上确立碑版书艺的地位，的确有胆有识。阮元看到帖学发展已到末路，以碑学补救帖学流弊，匡正书学的目的是很具卓见的。他的理论是碑学萌幼时期的理论总结，并对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是阮元的学生，嘉庆至咸丰年间的书法家。他没有系统的书法理论著作，把平时的信札、题记、问答书札及诗文辑成《艺舟双楫》，前半论文，后半论书。继承阮元的书法理论，涉及面较广，其中包括学书心得经验，执笔、运笔、用墨、章法布局、点画等技法问题，古人及碑版书艺品评、书法发展规律等。对碑版书艺之美分析得比阮元具体充分。尤其在《国朝书品》里独标邓石如，推为国朝第一，从理论上确立以碑版起家的邓石如的崇高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道光、咸丰以后的碑学实践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书家的包世臣，“中年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于北魏，晚习二王”，他的书法实践没有脱离帖学，其书“终伤婉弱”，影响不大。但在书法教育上却有成果，受他影响的吴让之、赵之谦、沈曾植等都是成就颇高的书家。
    康有为（1858——1927）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我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的思想家、书法家。他的书学理论直承包世臣，所以他的书学专著名《广艺舟双楫》，是碑学理论第三个里程碑，也是碑学有系统的重要理论著作。康有为的这篇著作在广泛占有资料并吸收金石学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体衍变、书法流派、碑品及执笔、运笔等书法技法和学书经验及各体书艺要求的系统论述，力倡碑学，继承并发展了阮元、包世臣以来的碑学理论。贬斥帖学风靡之弊，溯源篆分，充分揭示六朝碑版书艺之美，是晚清碑学发展的全面总结。并且匡正了阮元南北书派论在理论上的遗误，指出书可分派而南北不可分派。又对包世臣的“执笔”论提出异议，否定包世臣“五指齐力”和“以指运笔”说，提出“四指争力”，强调运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但是，康有为“尊碑”有“卑唐”之论，在理论上过于偏颇。品评人物和风格技法时，亦有过激之病。但他的书论充溢着感情色彩，有批评锋芒，从书艺发展上把握以“求变”来取得事物发展的思想是很可贵的，表现了他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书翻印多次，流传甚广，波及日本，在碑学理论上有突出的贡献。
    康有为在书法实践上推求北碑，与他的书论是一致的。曾自述：“吾执笔用朱九江先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他的书艺“大抵至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其书气象雄伟，作字横画平直，撇捺波折多姿；运笔迟送涩进而跌宕，折处多圆转；结字中宫紧敛而体势宽阔，收放有情致。颇有纵横奇宕的气概和潇洒的风韵。自言；“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自知眼高手低，他的书艺虽未大成，但不失为晚清碑学有影响的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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