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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答题“书道中兴”的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如何？
  • 清代书坛比较活跃，流派纷争，去今未远，故见于记载的书家人数也是历代最多的。清代帖学已走入穷途，但在书艺发展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自唐代以来一直很寂寞的篆、隶得到复兴，出现不少有影响的书家。再加上碑学兴盛，北碑名家辈出，改变了宋、元、明以来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清代书法带来新的生机，从而形成封建社会末期书道兴盛的趋势，历史上称为“书道中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熙）、雍（正）之世，专访香光；乾隆之代，竟讲（赵）子昂；率更贵盛于嘉（庆）、道（光）之间；北碑萌芽于咸（丰）、同（治）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清代书艺发展的几个大的段落，基本如此。
    清初到嘉庆、道光之前是帖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清初帖学延续董书风靡江南的势头，再加上康熙皇帝喜董书，所以董其昌书法“声价益重”，“朝殿考试，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马宗霍《书林藻鉴》）康熙时清朝政局已趋稳定，到乾隆时“承平日久，书风亦转趋丰圆，董之纤弱，渐不厌人之望”，（同上）乾隆皇帝喜赵孟頫书，“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同上）清初馆阁体较明代更甚，已成千人一面、万字雷同的“乌、方、光”的极端状态，完全成了士子求仕的手段。清代法帖刊刻也很多，如清初的《快雪堂帖》，康熙时的《懋勤殿帖》，乾隆时的《三希堂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以及成亲王的《诒晋斋巾箱帖》，大收藏家梁清标的《秋碧堂帖》等，对帖学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帖学书家较著名的有：清初四家姜、汪、笪、何。姜宸英（西溟）专以摹写为宗，“由董书而入晋人之室”，小楷尤工，又“以行草擅长于康熙朝”；汪士鋐（退谷）学赵书得其弱，学褚书得其瘦，“瘦劲中有疏朗之致”，与姜宸英齐名；书画家笪重光（在辛）出入苏、米，小楷法度精严；何焯（义门）“喜临晋唐法帖”。此外还有很受康熙皇帝尝识的张照（得天），其书“初从董香光入手，继而出入颜、米”；王澍（虚舟）以善书在康熙朝任五经篆文馆总裁，其书兼习欧、褚，“书入率更之室”。乾隆年间的刘墉（石奄）是帖学较有成就的书家，包世臣论其书“少习香光，壮迁坡老”，又“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能得“静气”。
    康有为认为他的书法“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出石奄之范围者”。并誉为“集帖学之大成”：梁同书（山舟）“出入颜、柳、米、董，自立一家，负盛名六十年”，善书大字，多题额及碑版，名播中外；翁方刚（覃溪）“初学颜平原，继学欧阳率更，隶法史晨、韩敕诸碑”，虽然能守法度，但因“天分稍逊，质厚有余而超逸之妙不足”，被康有为讥为“褊隘浅弱”；以诗文成家的王文治（梦楼），“风流倜傥，书如其人”，他的书法“楷法河南，行书皈兰亭、圣教”，“得松雪、华亭用笔，至老年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佻一路”。（《履园丛话》）杨守敬说他“虽秀韵天成，或訾为女郎书”，当时与刘墉齐名，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姚鼐是清中叶“桐城派”著名文学家，其书“专精大令，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时出华亭之外”，草书学怀素，其书“纯以天趣胜”。这些书家的书艺非不精能，大多局限在宋明以来的帖学范围之内，在书艺上无大的突破。嘉、道以前的书家，当以“扬州八怪”诸家较有新意，特别是金农和郑板桥这两家的书法新意突出，成就较大。
    嘉庆、道光年间，清代书法转入碑学，先是唐碑兴盛，除了欧、虞受到普遍重视以外，对清代书艺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是颜书复兴的趋势，乾隆年间习颜名家有钱沣、刘墉，嘉庆、道光以后出了何绍基、翁同龢等名家。何绍基学颜书参入北碑意味，写得灵动超妙，对后来习颜的书家有很大影响。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和秦汉石刻、六朝碑版、墓志、造像、瓦当等的大量出土，以及摩崖刻石的发现，在咸丰、道光年间碑学又转入北碑期。理论上有阮元《北碑南帖论》，为碑学和隶书张目，继有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力倡碑学，尊碑抑帖，他们的理论在揭示北碑书体之美，推动碑学兴盛和深入发展上，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北碑的风行又给晚清书艺带来新的转机，习北碑而能自成家数的书家有包世臣、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沈曾植、郑文焯、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可谓清代书坛后劲。其影响不但波及民国和现代书坛，对日本书艺发展亦有巨大的影响。
    清代书艺成就不但构成封建社会末期的“书道中兴”，而且对现今书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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